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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编辑 小文

«——【·前言·】——»

8月24日，一个由三位日本跨党派议员组成的访华团抵达北京，这是去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引发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以来，首次有日本国会议员团访华与中方干部进行深入沟通。

三个人、三个政党的组合背后，隐含着日本朝野对中日关系持续冷淡状态的深度担忧，也预示着一场在政治破冰前的必要沟通努力正在悄然展开。

一纸声明所暴露的危险现实，关系已陷入建交以来最糟状态

三位议员代表团的主要推动者伊佐进一在临行前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表了一句措辞严肃的声明，宣称日中关系当前正处于一九七二年建交正常化以来最糟糕的状态，这句话被多家日本主流媒体广泛引用和传播，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伊佐进一本人曾在日本驻华大使馆担任过职务，对双边关系的现状有着切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他的这个评价不是临时的感叹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得出的判断。

代表团中的另一位成员更是用了一个更加直白的表述方式，他说日中关系已经糟糕到了无法再接受的程度，无论如何两国都必须维持最后的沟通管道，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也不能让对话完全中断。

这些言论之所以令人震撼，是因为它们对应的是一段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去年十一月七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的过程中，做出了一个惊人的表态，她声称台湾问题一旦发生特定情况就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这个表述实际上是在突破日本战后政策的重要底线。

中方政府立即提出了严正的交涉和抗议，但高市早苗依然表示无意收回或修改自己的这番言论，这种态度进一步激化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矛盾。

在我看来，高市早苗的这次表态不仅仅是一次不当的言论，更是对中日之间已有政治共识的公然挑战，它打破了多年来两国在敏感问题上保持的微妙平衡。

政治层面的恶化往往只是表面现象，其真实的破坏力表现在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等多个深层次的领域。伊佐进一在出访前就明确指出，中日关系的冻结，不仅仅局限在政府间的外交互动，同时也波及到了经济界、文化界以及青年交流等民间领域，整个社会层面的交往机制都处于全面停滞的状态。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如果政治层面的沟通长期处于冻结状态，由此产生的信息不对称和相互理解的缺失就会带来政策误判的风险，这种误判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两国关系，并连带地对经贸合作和民间交流造成更广泛的负面影响。

深圳APEC的幕后筹划，高市早苗的态度转变充满玄机

这次议员访华看似是一个简单的民间交流活动，但其背后隐藏着一个更加重要的国家级别的政治目标，那就是为十一月份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准备。

2026年APEC领导人会议计划在11月18日至19日期间于深圳召开，这个会议本身就将成为中日两国高层领导人可能进行接触和沟通的一个重要场合。

高市早苗在七月底的一场记者会上突然改变了此前一贯的强硬态度，她开始使用“重要邻国”这样的温和表述来定义中国，并表示希望两国能够构建"建设性、稳定"的双边关系框架，她甚至用了“非常期待”这样的语气来表达对参加深圳APEC的愿望。

这种态度的转变看似突然，但实际上反映的是日本政策制定者在经历了数月的冷战期后，开始意识到中日关系的冻结对双方都没有好处，高市早苗在私下做出了战术性的调整。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态度的改善也只是停留在言论和意愿层面，真正的问题在于高市早苗十一月如果来到深圳参加APEC，与中方领导人见不见面、见到什么程度、两国在重大问题上是否能达成共识，这些都还是未知数。

在我看来，三位议员此行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在这次高层会晤之前，进行一次全面的“温度测试”，探测中方对改善关系的真实态度，为高市早苗十一月来华参会做一次舆论和外交的铺垫。

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在8月26日做出的一个公开表示，为两国能否通过APEC改善关系的前景泼了一盆冷水，他坦言目前“不是可以乐观的情况”，这种来自官方代表的谨慎态度，说明即使是日本外交界内部人士，也对中日关系改善的前景持有相当保留的看法。

这进一步印证了日本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复杂认知，他们既希望利用APEC这个多边舞台来改善中日关系，同时又对改善的可能性和方式感到茫然无措。

中方的立场清晰而坚定，态度决定了谈判的上限

中国外交部在这次日本议员访华之前，就已经通过外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的表述，明确地亮明了对这次访问的官方态度和政策立场。

林剑首先表示中方注意到日本朝野中有一些具有理性思维的政治人士，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的恶化状况感到真诚的担忧和困扰，中方对这些人士希望为改善两国关系做出努力的意愿予以肯定。

但紧接着林剑的话锋陡然转向，他明确敦促日本政府以及当权的政治势力，必须认真倾听和重视这些理性声音，最关键的是日本当政者必须在实际行动中，恪守中日之间现有的四个政治文件所规定的各项原则。

这段外交表述的深层含义非常清晰，中方在向日本政府传递的信号是，中日两国之间确实可以进行对话和沟通，中方也愿意为这样的对话提供平台和机制，但中方不会因为有民间访问，就降低对日本政府政策的原则性要求。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中方并没有把三位议员的访华活动，直接定义为两国关系开始回暖的信号，更没有对日本即将可能做出的政策调整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中方的态度表现出了一种理性的克制和对症下药的精准。

在我看来，中方实际上是在告诉日本，如果你们想要改善关系，不要指望通过派遣议员团来做做样子就能解决问题，关键还是要看日本政府在大的政策方向和原则立场上是否真的做出了改变。

中方在回应中重点强调了“四个政治文件”这一关键概念，这四个文件是中日建交以来制定的一系列基础性外交文件，涉及到两国关系的原则、台湾问题、历史认识等一系列核心问题。

中方实际上是在对日本发出一个明确的警告，如果日本违背这些已有的政治承诺，即使再进行多次民间访问也无法改变两国关系恶化的大趋势。

三个议员能改变什么，答案取决于东京的实际行动

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三位议员代表团在这次访华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他们可以传递信息、维持沟通渠道、减少两国之间的相互误解，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但他们毕竟不是日本首相，也代表不了日本政府做出任何具有约束力的政策承诺。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高市早苗本人，即使她在十一月参加了深圳APEC，出现在会议现场也只能说明她参与了一场由中国主办的多边国际会议，这并不自动意味着中日两国关系就此开始走向改善的轨道。

在我看来，三位议员的这次访华之旅能否成为两国关系改善的转折点，完全取决于东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是否愿意在政策层面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和调整。

真正决定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是东京接下来几个月的实际行动和政策取向，如果日本政府真的愿意认真处理两国之间的核心关切，在台湾问题、历史认识和地区安全等敏感议题上遵守已有的政治文件和国际承诺，那么这次议员访华就有可能成为重启两国沟通和缓和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起点。

但如果日本政府的政策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只是增加访华的频率、在国际舞台上说一些积极的套话，而在实际政策执行上依然我行我素，那么两国关系就很难出现实质性的突破。

三个人的北京之行，最终能撬动多少实际的政治和外交变动，这个答案只能由东京的决策者来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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